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第一保育院成立于1938年10月2日,当时共有57名孩子和19名保育人员。其前身是1937年3月在延安城南柳林村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幼托机构——延安托儿所。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沦陷区因战火造成的孤儿越来越多,他们流离失所、无依无靠。为救助这些难童,1938年初,邓颖超、史良等社会知名女性奔走呼吁建立战时儿童保育会。9月5日,边区儿童保育会决定在延安托儿所基础上扩建陕甘宁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简称延安第一保育院),计划收容儿童500名。第二保育院建立于1945年6月1日,当时接收了60名孩子。第二年,孩子增加到136名。
虽然抗战时期延安的物资匮乏,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保育院的孩子们却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不但有比较充足的肉蛋奶糖等营养食品,还有很好的医疗保障,生活也丰富多彩。1944年6月,著名记者赵超构访问延安,之后在重庆发表了《延安一月》,文中说:“这些儿童活泼肥壮,逗人欢喜。延安人的生活虽然那么节约,对于儿童生活似乎并不吝啬:成人的衣服是土里土气的,这些小孩子的衣服样式却是十分摩登,个个穿得像洋娃娃”。可以看出,尽管抗战时期延安生活艰苦,甚至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缺衣少食,但保育院的孩子们却过着幸福快乐、丰衣足食的生活。看完《延安保育院》,同学们都已泪流满面,当演员们一次次的鞠躬谢幕时,我们的掌声一次次的更加响亮,同学们立下誓言要好好学习,不负革命先辈的伟大付出,牢记使命,做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保育院体验的角色是保育员。保育院是延安革命历史传奇的圣地,在这里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技能教会孩子学会换位思考,深刻感受陕北文化、感受革命年代的人之性情。
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不久国民党胡宗南部20余万人准备进攻延安。8月,胡宗南在延安百里之外的富县增兵两个师时,时任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主任的康克清预感到危险,她让延安的各个保育机构做好安全转移的各种准备。
按照康克清的要求,各个保育机构都开始为撤离做准备。首先是教育孩子们学习自我保护的技能。保育员把“炮弹来了要趴下”“敌机来了要卧倒”等躲避技能编成儿歌,并通过做游戏的方式教给孩子们。通过反复训练,孩子们基本掌握了这些技能。
其次是准备马背驮床。老红军柯青元根据行军需要,设计了一种护栏很高很结实的马背小驮床,类似于驮筐或摇篮,可以放在马(驴、骡)背上,一边一个,非常平衡且稳当。设计好后,各保育机构加班加点做出了一批驮床。
再次就是准备食品、药品、衣物等。炊事员精心准备了上千斤的牛肉肉松、饼干、炒面、煮鸡蛋和糖。医护人员准备了轻便的急救药箱。保育员为每个孩子缝制了大小两个口袋装换洗衣物,并赶制了棉帽、拆洗了被褥。
最后就是准备牲畜。尽管当时延安的部队也急需牲畜,但为了孩子们安全,他们把能腾出来的牲畜都贡献了出来。
11月5日,康克清到第二保育院传达中央指示:保育院3至5天撤离延安,同时提出“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口号。11月11日,在三五九旅战士的保护下,第二保育院的136个孩子率先踏上转移征程。